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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丝路·寻路]文脉相承,结发展纽带

 2015/3/28 16:24:46   

  海洋文化移民文化侨乡文化源远流长,助推海南国际合作交流

  文脉相承,结发展纽带


  万宁大洲岛古代沉船遗址。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观众在观看“碗礁一号”沉船的出水瓷器。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从汉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时期,往来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贸易商船频繁,尽管其航线屡有变化,但海南岛彼时已是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来往于广州、泉州、扬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风港和中转站。”每当翻阅这一段尘封的史料,省博物馆馆长丘刚的眼中总闪烁着激悦的神色。

  那是值得学者感佩的一段悠长历史,那是值得我们为之兴奋的一片蔚蓝,更是累积下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精神:创新开拓、兼收并蓄。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今天,海南岛的文化优势成为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深入交往的又一道共通元素。

  ■ 本报记者 杜颖

  史料及古遗迹——

  诉说海南海洋文化渊源

  汉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时期。从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和史料记载可知,自徐闻、合浦为始发港向南的海上航线,因徐闻与海南岛北部的珠崖之间直线距离仅10余海里,加之此时受到航海造船技术的限制,船舶航行只能沿着海岸线紧靠大陆进行阶梯式的航行。如此一来,海南岛的珠崖和儋耳两地,就成了当时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最近最方便的避风或补给之地。

  唐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和鼎盛时期。南国重镇---广州,在唐代初年一跃变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国内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开元二年(714年),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加强对广州港的管理。海南岛作为自广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和阿拉伯航线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愈加显现。

  据贞元年间(785—814年)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就详细记载了广州经由海南岛到阿拉伯各国的航线“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岛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占城国)东二百里海中……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这条航线最后一直延伸到东非海岸,全长14000公里,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考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浩瀚无际的南海航行中,一些古波斯人“因浮海遇风,惮于反复,乃请其主原留南方,以通往来,货主许焉”。由于当时海洋气候恶劣,变化无常,“诸番舶虽东洋琉球等国,被风飘多至琼”。这也意味着,当这些“番舶”航行中突遇狂风袭击,船舶迷失方向飘至海南岛沿岸,幸存的船员将死难者埋葬在荒凉的海滩沙丘之后,自己也只能暂时栖寓海岸,整日遥望着大海,等待航行过来的外国船舶搭救以重返故里。久而久之,一些波斯人、阿拉伯商人和船员便定居在此。

  省博物馆馆长丘刚说,1983年前后,在海南岛南端的三亚与陵水交界处,连续发现梅山塘、干教坡、番岭坡和土福湾等4处唐宋时期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古墓群。这些古墓的形制和葬俗都较为独特,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侧身葬,头向西北,面向西(意为朝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墓内无葬具和随葬品,仅在墓穴前后各置一块珊瑚石碑,石碑的正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云、月、花朵、树枝等图案。由此可见,海南岛的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经过地,也是当时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而且三亚、陵水等地历史上也曾是内联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门户。

  时至今日在三亚市凤凰镇,仍保留有回辉、回新两个回族村,村里建有清真寺6座、清真女寺3座。这里的回族与我国国内其他地区的回族在语言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回辉话。

  海洋文化兴盛——

  塑造海南海洋文化优势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南自古以来的发展,都离不开海。岛上居民和大海相依相伴,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海洋文化。

  为了生存,渔民需要冒险向海洋进军打渔。渔民天生不惧风浪、不怕挫折。海洋是流动变化的,积极进取的,有广阔的想像空间,这也给海南岛上的居民提供了一种宽阔的精神源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海洋的广阔与一望无际而表现出的大气和开放姿态,表明了海洋文化还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

  历史上,以南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度呈现出海上文化交流的繁荣兴盛的景象。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特别是西沙群岛,就处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航道要冲之处。省博物馆研究员章佩岚说,到了唐宋时期,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进入空前繁荣阶段,祖国大陆文化与西欧文化的交流,使得海南的海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海南考古学家在海南岛西部的临高、儋州、乐东、昌江、东方等市县发现的汉代古墓葬及随葬品,还有出土的大型汉代青铜釜和北流型铜鼓,以及西沙群岛及其海域打捞出来唐宋陶瓷器如青釉、青白釉、龙泉青釉等,都证明了这一史实。

  无疑,海洋文化的兴起也有深刻根源,那就是古代海外贸易的蓬勃,为海南岛所凸显的海洋文化气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丘刚认为,反映海南岛海外贸易发展的一大特征是海南琼州市舶分司的设立。由于宋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市舶收入已逐渐成为朝廷国库的重要财源之一。据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琼州的商税额只有4285贯,而熙宁十年一年全岛的商税收入就达到19597贯。在对外贸易上,尽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设立市舶司,禁止与外国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则为利益所驱,对中外商人通商采取默许、纵容乃至鼓励的态度,外商贸易遂遍及全岛。这时海南岛的主要门户如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动。到了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朝廷批准在琼州设置市舶分司。

  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阶段,海南岛依旧是这条海上航线的重要中继港和避风港,随着海上中外船舶的频繁航行及中外商贾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对海南岛人的观念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今天,海南人在海洋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形成的海洋文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了冒险开拓精神、兼容并蓄精神以及求变创新精神。海南也以其长久以来的开放姿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先后缔结了46对国际友城,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8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

  海洋文化,亦是串联起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一根珍珠纽带。它昭示海南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相连,才能形成合力,最终实现和谐发展、互助共赢的良好格局。

  移民文化侨乡文化浓郁——

  打下海洋经贸人文基础

  一“入”一“出”,移民文化与侨乡文化是海南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往中又一凸显优势的方面。

  对于古时外来人的迁入,章佩岚认为,海南岛的开发建设首先就是从大陆移民大量迁往海南岛开始的。唐代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南岛扼守南海航路的门户,往来如织的商船为大陆及海外移民往来海南岛提供了便利。在众多移民中,有官吏、戍卒、嫡配的名流、商人、随船抵岛的民户以及外国侨民。特别是外国侨民的迁入,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海南岛的直接见证。

  而对于中国人出海下南洋,据史书记载,出洋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当时,中国人已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东南亚发生了联系和交往。到唐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达到了空前发展,而当时由于海南地处南海中西航线之要冲,同时还拥有丰富的热带土特产品,海南人迁移海外成为可能。

  宋元明清四朝,海南人出洋人数倍增,特别是明清两朝。明代自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外交往增多,在这个大的经济背景下,海南岛亦出现了一股向外移民潮。康熙之后的雍正和乾隆时代,相对地放宽了“海禁”政策,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海南人再度掀起一轮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记载:“从1876年-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达24.47万人,平均每年1万余人,而通过其他途径出洋的人数也不少。”现在,聚居在东南亚国家的琼籍华侨华人有200多万人。

  今天,海南已是全国的第三大侨乡。东南亚琼籍华侨华人中有200多个东南亚华人华侨社团组织,与海南保持着经常性友好往来。这些琼籍华侨华人活跃于政商学各界,在东南亚有较大影响,人脉资源十分丰富,这为我国与东盟各国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开展经贸合作,拓展周边人脉工程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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